为何建立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机制？

推动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重要议题之一。《决定》中提到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相融合。那么，农业领域在这些方面有哪些机会呢？

张红宇认为新质生产力有三个要素。第一，渐进性。数字经济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新生产力发展的一个方面，它是一个渐进式的过程，核心在于因地制宜。

第二，创新性。我国的农业在很大层面上就是跟跑、并跑，我们做得很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规模的粮食生产大国、肉类生产大国、水产品生产大国。但怎么样做到领跑？那就需要在新质生产力上下苦功夫，怎么样做0到1的突破需要创新的东西，这个主动权是把握在自己的手里，比如种业振兴。

第三，未来性。未来农业无法预知，但我们可以通过数字经济、智慧农业、人工智能、设施农业、精准农业、物联网、互联网等产生很多新产业、新业态。现在的农业局限于土地、劳动力，19.18亿亩耕地不可能无限扩张，留在农业的劳动力还要提升他更多的生产能力。那么，如何克服这种天赋资源的约束？新质生产力完全可以把自然环境对中国农业的影响，乃至对全球的影响减少到最低程度。比如，原来是平面养猪，现在可以立体养猪。广东某养猪场可以修到18层楼，原来一亩地可能养100头猪，现在一亩地可以养1800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现象。怎么样通过改造荒地、盐碱地，让其产出农产品，这其实都是新质生产力的应用。

与此同时，生产关系怎么样去适应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家庭经营的基础不能动摇。但在家庭经营的基础之上，土地的经营权可以流转到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业企业等，可以通过各种各样新的生产方式的组合，使新质生产力在这个组织形式里边得到最大化的释放。而新质生产力在农业中的生命力一定是无限的。

农村人才政策如何改革？

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未来在人才培养这些方面将会有哪些导向？农村人才政策如何改革？

张照新认为，从这次全会公报和解读来看，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人才的培养。一方面，教育改革要着眼于拔尖人才、战略性人才，通过教育的综合改革，形成人才的梯次结构，既有我们高素质的劳动力，也有专家、大国工匠这种专业性人才。另一方面，从教育的角度讲，要结合产业需求，现在时代变化非常快。前几年联合国有一个报告说，未来绝大部分人一生都要不断地换职业，实际上讲的就是随着科技的发展，产业结构变化很快，这要求我们对学科教育人才的培养要和产业需求结合起来。

二是科研体制。要让科研体制发挥科技的作用，一方面要统筹力量，现在一直强调要整合力量，做一些关键性重大技术的科技攻关；另一方面就是一些基础性、长期性的技术研发，特别是具有引领性的，就是你怎么能判断未来，然后做一些基础性、战略性的研究。

三是人才的使用。农村其实更需要这些制度的改革，比如农业院校的学科设置，怎么和实践相结合。另外，如何指导新型经营主体发展特色产业？这就要求对人才的教育和培训，体制要紧跟产业发展、跟着农村发展变革。当然，我们目前也做了很多工作，比如有“头雁”工程，有专业技术人才、高素质农民的培养，这个结构大体已经形成了，但关键是要把规模做大。

除此之外，还有双向流动，有些城市里面的大中专毕业生愿意到农村去。怎么用更好的制度、政策，让他们能够在农村扎根下来，真正为乡村振兴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都是需要改革去激励的。


为何建立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机制？


《决定》中提到加快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推动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统筹建立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机制，在主产区利益补偿上迈出实质步伐。

张红宇介绍，这一机制是在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出，二十届三中全会予以强化。这是对原来实施主产区域生产粮食纵向补偿机制的一个很重要的补充。原来是从上到下纵向补贴，现在开始实施横向。比如，广东作为最大的主销区，黑龙江作为最大的主产区，两省之间平衡利益补偿机制的关键词是“省际间”、“横向”。除此之外，还有“利益补偿”，这方面有关部门正在进一步研究中，但是这项政策的实施就是让粮食主产区政治上有荣誉、经济上有保障，让种粮农民能得到实惠。


张照新表示，过去支持主产区发展主要是靠中央财政，比如给产粮大县奖励，还有很多专项转移支付政策。出台横向的省际利益补偿机制，一方面，销区既然享受了粮食安全公共品，就要拿出更多的利益来支持主产区发展，这也是统一大市场的要求；另一方面，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角度，销区要根据自己的产需缺口去调整资金投入。实际上就是让粮食的主产区、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都要共同扛起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