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立足于国情、省情与农情,亲自起笔“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以下简称“千万工程”),历经20年久久为功,“千万工程”以乡村空间治理为逻辑起点,“由点到面”探索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物质与精神文明共进、城乡全体人民共富的科学路径。面向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仍是社会主要矛盾的突出体现,浙江“千万工程”的经验日益展现出理论之光与实践伟力,深刻理解“千万工程”的历史意义、科学逻辑与实践路径,对于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千万工程”开启了万千村庄的美丽蝶变,实现了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三生融合”。在以美丽乡村建设规划为龙头,统筹村庄布局规划、中心村建设规划、农村土地综合整治规划、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规划“1+4”的科学规划引领下,“千万工程”坚持问题导向、系统治理,以乡村生态环境问题整治为先手棋,因地制宜、循序渐进推进乡村人居环境整治。浙江省乡村“脏乱差”面貌得以彻底扭转,全省范围内规划保留村已经基本实现生活污水100%全治理、生活垃圾“零增长”、卫生厕所全覆盖。乡村农田真正成为广大人民的“诗意田园”,通过农田集中连片整治,农业生产功能区内建设用地整治图斑减少21.4%,农田从“满天星”到“万亩方”。全省生态系统稳定性、多样性明显改善,森林覆盖率超61%。截至2022年底,90%以上的村庄达到新时代美丽乡村标准,乡村生态产品供给的主体地位得以彰显。
“千万工程”为万千乡村经济注入全新动能,在“千万工程”牵引下,乡村闲置的资源潜能不断激活,乡村三产融合发展的空间不断拓宽。20年来,浙江全省累计完成拆旧复垦面积48万亩,共有82条产值超10亿元的农业全产业链先后建成,辐射带动了478万农民增收致富。“千万工程”在实践过程中深耕地方特色,坚持“一村一品”串珠成链,涌现出了许多影响深远的制度改革与理论创新。例如,浙江嘉兴在“千万工程”实践中,开创了以土地承包经营权换股、换租、换社保,以宅基地换钱、换房、换地方“两分两换”模式;在浙江湖州,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浙江安吉县余村调研时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论判断,广大农村成为绿色发展的主战场。如今的浙江,良好的生态环境孕育了生态旅游、休闲农业等新产业新业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20年间从2003年的5431元提高到2022年的37565元,城乡居民收入比也从2.43缩小到1.90。
“千万工程”始终从万千农民群众角度思考问题,尊民意、护民利、强民治。浙江省在推进“千万工程”中,历经了“千村整治、万村示范”引领乡村人居环境整洁有序,到“千村精品、万村美丽”推进乡村生态更加宜居宜业,再到“千村未来、万村共富”瞄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每一个阶段都坚持着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比如针对农村土地这一“最大的财富”,浙江全省不断优化完善腾退村的安置补偿工作,积极推动落实“先补偿、后拆迁”,创新交付安置房、支付补偿款等多种方式,实现住有所居、老有所养、弱有所扶等多方位社会效益。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当前,乡村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主战场,应当汲取“千万工程”中的有益经验,统筹推进农用地整治、存量建设用地盘活、生态保护修复,更高效利用乡村资源,更珍惜保护生态环境。
“千万工程”将城市过剩资本向乡村转移,在深耕乡村文化、生态等比较优势基础上,不断推进城乡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公共服务共建共享、产业发展互补互促。这既为城市带来了农耕文化、艺术文化等传统记忆,为创新文化涌现创造条件,又让城镇化、工业化的普惠红利散播至乡村,实现了城乡全域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等多元文明协同共进。进入新型城镇化的下半程,城镇化是解决“三农”问题、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乡村也是维系城市文明的重要纽带。因此,需要借鉴“千万工程”的系统思维、融合思维,进一步完善资源要素配置方式,发挥地区主体功能与比较优势,坚持物质、政治、精神、社会、生态协同建设。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千万工程”蕴含着宝贵的为民情怀,从顶层设计入手,以土地制度改革为支点,撬动了住房建设、财税金融、社会保障等一系列制度改革,为破除城乡体制机制壁垒、保障农户财产性权益提供政策抓手,提升了人民当家作主责任感、参与感、幸福感。放眼全国,广大农村地区产业空心化、人口老龄化等问题凸显,需要进一步健全共富型自然资源政策体系,重点提升自然资源要素对于乡村老弱人口等弱势群体的保障能力。